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梦雪、杨娜娜上海报道
“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机遇之一是将中国的金融发展与亚洲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中国已经开始，但还可以做得更多。”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主席、新加坡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中欧–毕盛金融市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王瑞杰表示。
王瑞杰曾历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位，2024年以副总理身份多次参与中新双边合作会议。在金融监管和国家战略规划方面的深厚经验，使他成为一位兼具宏观视野与实践经验的领导人。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中欧专场活动期间，王瑞杰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围绕中国企业出海、亚洲金融中心格局、人民币国际化等话题，分享了一系列务实的观察。
“走出去”需互利共赢
伴随企业“走出去”的浪潮，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布局同步提速，中资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持续增长。外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对外金融负债分别为11.8万亿美元和7.7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28%。
政策端同样持续加码。2026年陆家嘴论坛期间，多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外汇局官宣“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简化对外直接投资（ODI）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QDII投资额度等。
谈及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走出去”，王瑞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新加坡市场小，我大概80年代就开始鼓励新加坡的行业‘走出去’。我觉得‘走出去’的不仅是经济，还有产品的输出，所以怎样做到互利共赢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要持续，各国都要觉得获益。”
王瑞杰介绍，新加坡是全球拥有最多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之一，与东盟、中国、印度、日本、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均有双边或区域贸易安排。“这些协定不仅降低了关税，还包含大量投资保护协议。如果出现纠纷，可以利用新加坡的法律框架来解决，这对长期投资是很大的保障。”
他认为，新加坡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上海的一些银行可以借此平台把好的企业带出去，这对就业、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有好处。”
资本流向有信心的地方
王瑞杰认为，当前亚洲的金融一体化程度与其经济分量并不匹配。“正如过去40年贸易一体化助力了亚洲的崛起，金融一体化可以助力亚洲未来40年的发展。”
在采访和主旨演讲中，王瑞杰都提到了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话题。
他认为，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机遇之一，是将中国的金融发展与亚洲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物理联通当然很重要，不过下一阶段的融合可能是多地的聚集、资本的流通、创新和长期的投资。”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蓄池之一，亚洲许多区域在基础建设、医疗保健、数智联通、能源系统、技术升级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创造了一个自然的机会，通过发展更强大的养老金体系、更深入的资本市场和世界级的资产管理机构，中国可以更好地将储蓄引导到国内和整个区域的生产和投资。”他说。
王瑞杰认为，资本与实体基础设施的重要区别在于，资本流向有信心的地方。
“金融一体化不仅需要联通性，还需要信任，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感受到受制于或被另一个国家挤压，因此成功的融合必须基于互利、透明、可预测的规则和对国家利益的尊重。信任是不能靠命令强求的，必须靠赢来。”
王瑞杰强调，金融一体化有赖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市场信任，中国应在激发市场活力与强化审慎监管之间实现平衡，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不同金融中心互补大于竞争
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第39期，香港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的位置，新加坡位列全球第四，而上海排名上升2位至全球第六位。
谈到上海、香港与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关系，王瑞杰认为三者并非零和博弈。“全球不可能只有一个金融中心，亚洲也不可能只有一两个金融中心。”
他以纽约和伦敦为例，两个市场各有侧重、长期共存。“重要的是把经济蛋糕做大，金融服务的需求自然会增加，大家都可以扮演不同角色。”
王瑞杰在采访中提供了几组数据：新加坡金融业占GDP约15%，香港可能超过20%；新加坡制造业占GDP约20%，“这在国际城市中比较少见”。
“我们有疫苗厂、高端电子制造等产业，小国也有小国的生存之道。”王瑞杰以疫苗厂选择在新加坡建厂为例进一步阐释其制造业的发达，原因之一是企业信任新加坡政府政策稳定，二是即使政府要求疫苗优先供给本国，“人口这么小，三天就足够供应了”。
谈到三个金融中心的差异和特点，王瑞杰认为，香港背靠中国内地，财富管理能力突出；新加坡法律透明、与国际规则接轨，吸引了大量家族办公室；上海则拥有全球最大的在岸市场之一。在他看来，几大金融中心之间的互补空间远大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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